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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万物皆由上帝创造。

    上帝以天道总控万物。

    世人应对上帝充满崇拜，感恩之情，祈祷上帝庇佑。

    但是上帝最喜欢对人行善。

    灵魂永存。

    不管在今生或来世，上帝都惩恶扬善。

    当时我的这一理念还是个秘密，只对年青的单身汉宣传，每一个加入的信徒不但要宣布接受这些教条，而且应当按照前述方式对于那些美德要接受13个星期的考查和实践。

    这一组织的存在应当暂时保密，直到信徒增加到相当人数时为止，以防坏人申请入教，但是信徒们应当在友人中物色悟性较强，性情温和的青年，逐步地审慎地告诉他们关于这一组织的计划。

    信徒们应当保证在个人的利益、事业和发展中互相劝勉、协助和支持。

    这一组织将定名为“自由自如会”所谓自由，系指由于普遍地养成了实践美德的习惯以后人们能脱离罪恶的统治而言，特别是只在养成了勤俭的美德后人们可以避免负债，负债使人有遭受拘禁和成为债主奴隶的危险。

    关于这一计划我所能记起来的就只有这些了。

    我记得我曾经把一部分计划告诉过两个年轻人，他们相当热情地支持这样做；但是由于我当时境遇困顿，必须兢兢业业地操持业务，因此当时不得不把这计划的进一步执行留待日后。

    后来又由于千头万绪的公私事物缠身，使我一再延期，直到后来我已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来从事这一事业。

    可是，至今为止我还认为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如果能够把许多好公民组织起来，可能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

    同时，我也没有被这件事的外在的艰巨所吓倒。

    而我一向认为一个人只有具有坚忍的能力才能促成伟大的变革，才能在人世间做一番伟大的事业，假如他一开始就能制定一个好的行动计划，摈弃一切足以分散他注意力的娱乐和其他工作，把执行计划当作他惟一的目标和工作。

    在1732年我第一次使用了理查德桑得斯的名字出版了我的历书。

    一直持续了25年之久，一般叫做《穷理查德历书》。

    我设法使它既有趣又有用，因此它大受欢迎，使我从中获利不少，每年的销售量高达一万册。

    大多数人都在读这本书，在宾西法尼亚以及附近几个州几乎每几家中就有一本，因而我就认为这是在普通人民中间进行教育的一种恰当的工具，那时的人几乎就只买这本书。

    因此我把成语箴言印在历书中重要的日子空白处，这些箴言主要是关于勤俭致富而获得美德之类的，因为一个人要长期坚持诚实廉洁是比较困难的，在这里引用一句成语来说吧：“一只空袋子是不容易站的笔直的。

    这些谚语，来自各个民族、各个时代智慧的精华，我把它们收集起来写成一篇文章印在了1757年的历书的首页，作为一个明智的老人在参加一个拍卖活动时向公众所做的一篇长篇大论。

    将这些分散的箴言收集在一起相信能对人们产生更大的影响。

    因此这篇文章受到了普遍的好评，几乎美洲的所有报纸都全篇转载它，在英国，人们用巨幅的纸张翻印它并把它张贴在家里以示警戒，在法国，它有两个译本，贵族和牧师们也大量购买并把它们免费赠送给贫苦的教区居民和佃户们。

    在宾西法尼亚，因为它反对把钱财浪费在外国奢侈品上，因而人们认为在它出版后的几年里市场上的货币的增长跟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我的报纸，我认为也是进行教育的一种手段，因此我常在报上转载《旁观者》或其他有关伦理道德的文章摘要。

    有时候我也发表一些我自己的短文，它们原先是为“密社”中讨论而撰写的。

    我的文章有一篇是用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体写成的，旨在证明一个坏人不管他的资质和才能如何，如果道德品质低劣，他就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明达的人。

    另一篇论自制克己，指出在培养某种品德时，要直到该美德成为一种习惯，而且还不能受与它相反的嗜好干扰时才算成功。

    这些文章大约可以在1735年初的报上找到。

    在经营我的报纸过程中，我小心地避免登载一切诽谤性的和带有人身攻击意味的文章，这种诽谤和污蔑近年来已成为我们国家一种莫大的耻辱。

    当人们要求我刊登这一类的东西时，作者也总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有出版自由，报纸有如公共马车，任何人只要他愿意出钱都可以在上面占一个位子。

    我也不客气地回敬：假如他愿意，我可以为他单独发行，但由他自己分发，他需要多少份我都可以办到，而我没有义务替他散播毁谤。

    因为既然我跟我的订户订了合同承诺向他们提供一些有益或是有趣的东西，那么我就不能在他们的报纸上刊登与他们无关的私人口角。

    假如我这样做，我就是违约的，虽然他们不会责备我，而显然这样是对他们不公道的。

    眼下在我们报纸发行这个行业中有许多人，为了满足个别人士发泄怨恨的要求，毫不犹豫地刊登一些无事生非的污蔑性的文章毁谤我们中间一些品德最优秀的人，挑拨是非，甚至引起决斗。

    此外，有些报纸甚至随便地刊登一些文章指责和评判邻国政府和我国最好的盟国政府的政治措施，而这些评论又是非常愚蠢粗鄙的，这种举动可能会引起巨大的灾难性的后果。

    我提这些事，是为了告诫年轻的报纸发行人，切不可贪眼前的一时痛快而毁掉自己报纸的前程。

    他们应当坚决地抵制这样病态的要求，因为从我的例子中可看到：拒绝刊登侮辱性的文章从长远来看，是不会和他们的利益相违背的。

    1733年我派了我的一个职工去南卡罗来纳州的查里斯顿，因为那里需要一家印刷铺。

    我向他提供了一架印刷机和一些铅字，跟他订了一个合伙合同，我担负三分之一的开销同时他要向我缴纳三分之一的利润。

    他是个博学的人，诚实廉洁，但美中不足的是不懂会计。

    所以有时候他会汇款给我，但却得不到他详细的财务账目。

    甚至到他死都没得到过一个令人满意的有关我们合伙情况的账目报告。

    在他死后，他的遗孀继续管理印刷所的事物。

    她是荷兰人，且在荷兰长大。

    据说在荷兰会计是妇女受教育的一部分。

    她不但对以往的收支做了一个尽可能清楚详细的报告，并且以后每季按时寄来十分精确的报告。

    在她的管理下，印刷所的事业相当成功，而且，她不但把一家孩子都养育成人，在合伙期满后，还能够把印刷所从我这盘了过去，令她的儿子继续经营。

    我提这件事旨在向我们女性推荐这门学科，万一以后不幸寡居，这门知识比起那些音乐或者舞蹈对她们和她们的子女来说应该更有用。

    它使她们不至于受坏人的欺骗而遭受损失，甚至使她们能够靠着已经建立起来的通信关系继续管理一家赚钱的商店，直到她们的儿子长大后能够继续经营事业时为止，这样对家庭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约在1734年一个叫韩博希的年轻传教士从爱尔兰跑到我们这里来传道。

    他声音洪亮，而且讲起道来，即使没有准备也能讲得口若悬河，头头是道。

    他的讲道吸引了相当数量不同教派的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赞美他，我跟那些人一样，经常去听他讲道。

    我喜欢他的传教，因为他不会照本宣科，而是以生动的例子来劝人为善、广积功德。

    但是我们信徒当中有些自命为正统派长老会信徒的人，强烈反对他的看法；大多数年长的牧师都参加了这一派，并且向长老会的宗教议会提出控告，指责他为异端学说，并要禁止他在这里传教。

    我那时也是他热烈的拥护者，并且尽我的力量来协助他，把拥护他的人组织起来，我们为他战斗了一个时期，那时候倒满怀胜利的希望！双方都在这时候进行了不少笔战。

    我发现虽然他是一个极雄辩的传教士但文章却写的不行，因此我替他捉刀，代他写了两三本小册子和一篇论文于1735年4月在《公报》上发表。

    这些小册子像其他普通的争论性的文章一样，虽然当时风行一时，事后却很快无人问津了。

    我想，现在可能连一本也找不到了吧。

    在论争中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形象。

    对方有一个人，在听完他的一篇大受人们赞美的讲道以后，觉得以前在什么地方读到过类似的文章，至少有一部分曾经见过。

    经过一番搜索后，那人在一本英国的评论中找到了那段说教的详细引文，原来这是引自浮士德博士的讲道文，这一发现使我们当中许多人看不起他，因此不再支持他了，这样我们在宗教议会中的斗争很快失败了。

    但我始终支持他，因为我宁可听他念别人写的优秀的讲道文，也不愿听他自己杜撰的恶劣的说教，尽管我们普通的传教士都是自己写讲道文。

    后来他向我坦白说他的说教全都不是自己写的，他还说他的记忆力过人，任何讲道文一经过目，就能成诵。

    我们被击溃后他就离开了这里，到别处碰运气去了，我也离开了这个教会，以后再也没加入这一教会了，可多年以来我依然捐献维持这一教会的牧师们。

    1733年我开始学习法语。

    不久我获得了足够的法语知识，能够顺利地阅读法语书籍。

    接着我又学习意大利语。

    当时一个朋友也在学习意大利语，他常约我下棋。

    可这下棋的时间超过了我原定学习的时间，我不得不拒绝再跟他下棋了，除非有个这样的条件那就是：每盘棋的胜利者有权指定一种作业，不论是语法方面的背诵或是句子的翻译，失败的一方要保证在我们下次下棋之前做好作业。

    因为我们的棋艺不相上下，这样我们就相互把意大利语灌输到各人的头脑中去了。

    以后我又花了点时间去学西班牙语，也能阅读西班牙语书籍了。

    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在我幼年时曾在拉丁语学校中学过一年拉丁文，后来我就完全把它置之脑后了。

    但当我熟悉了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后，翻阅一本拉丁文圣经时，出乎意料地发现，我所掌握的拉丁文远比我想象的多，这就鼓励了我再去专心学习拉丁文，我的收获很大，因为以前学过的几种语言大大地替我铺平了道路。

    从这种情况看来，我觉得我们通常教外语的方式有些问题。

    有人建议，我们学习语言应从拉丁文开始，在学会了拉丁文后再学习由拉丁文演变而来的现代语言就会容易得多了。

    这种方法未尝不合理。

    但是，为了更顺利地学习拉丁文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从希腊文或其他的什么文开始呢？

    当然，假如你能不用台阶就能攀到顶点，然后再从顶端往下走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毫无疑问地，假如你从最简单的部分开始学习，循序渐进，那样也很容易攻克最难的部分。

    许多人学拉丁文，学了几年后毫无成绩就把它丢开了，他们所学的几乎没什么用处，还白白浪费了几年的光阴。

    因此，我就建议主管我们青年教育的当局考虑是否应当从个别的语言开始比如法语，意大利语等等，然后再学拉丁语。

    就这两种情况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花同样的时间虽然都没有把拉丁语学好但后一种情况我们至少可以学会一种或两种外语，而这些语言是现代社会通用的，所以即使没有学会拉丁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可以用到它们，而不比前一种方法，时间花了什么也没学到。

    我离开波士顿已经10年了，现在我的生活也较宽裕了，因此，我就回了一趟老家，故地重游，走亲访友。

    在这以前我还没有充裕的财力作这样的旅行，这一次也算荣归故里吧！在回来的路上我又去新港看了一下哥哥，这时他已经把他的印刷铺搬到那里去了。

    一见面，过去的旧嫌宿怨统统冰释了，真是相逢一笑泯千仇啊！兄弟毕竟是兄弟！哥哥的身体已不如前了，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他可能预料到自己的大限已不远了，对我有个请求，也算临终遗愿吧，让我在他死后照顾好他年仅10岁的儿子，并使子继父业。

    我答应了，我先送他读了几年书，然后再让他学印刷业。

    他母亲那时继续经营印刷所的业务，直到他成年。

    他成年后，我送了一套新铅字给他，因为他父亲留下来的铅字有点磨损了。

    这样我也终于能弥补当初我过早地离开哥哥而给他带来的种种损失了。

    1736年，我一个可爱的儿子，那时才4岁，因感染天花而夭折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痛心疾首，陷在深深的悔恨当中，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原谅自己为什么不给他事先种痘。

    提这件伤心往事，是为了提醒那些不替孩子们种痘的父母。

    万一孩子因种痘而死，做父母的当然无法原谅自己，可是不种痘，我的例子业已证明，孩子也有同样的危险！种痘比不种来说相对生的机会大一些，因此，他们理应选择一条危险较少的道路。

    我们的这个社团，一个非常有益的组织，她的会员们也十分满意。

    有些会员就想介绍他们的朋友来入会，但是假如这样做，那就会超过我们早先决定的适当限额，那就是，12人。

    从一开始我们的社团就是秘密的，这一点我们都信守承诺。

    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社团的纯洁，免得坏人混进社团，可是有些人我们难以拒绝。

    我，作为反对放宽限额的人员之一，折中了一下做了书面建议，提议每个会员应该分头组织一个附属社团，拟订相同的讨论规则，但是不得泄露它与本社团的联系。

    这个办法的优点是：更多的青年公民可以利用我们的社团获得提高，在任何时候我们也可以更好地了解一般民众的意见，因为我们社团的会员可以在分社中提出我们研究的论题，并且把各分社讨论的经过、结果向社团报告；因此通过这样集思广益的方式，我们社团每个人在事业上都可以得到提高。

    而且我们还可以把社团的主张和看法辐射到各分社中去，这样一来我们的政治影响和为社会服务的力量也得到了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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