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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十一点，我接到同事短信：“陈虻病危。”

    去医院的车上，经过新兴桥，立交桥下灯和车的影子满地乱晃，我迷糊了，两三个月前刚见过，简直荒唐……不会，不行，我不接受。我不允许，就不会发生。

    一进门，一走道的人，领导们都在，我心里一黑。

    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他们说陈虻已经没有任何反应。

    房门关着，崔永元一个人站在病床边上，握着陈虻的手。

    我站在门外，透过一小块玻璃看着他们。

    陈虻一再跟我说，评论部里，他最欣赏的人是小崔。

    崔永元说：“二〇〇二年病好了以后，我回来工作，抱着混一混的心态。我也干不动了，也没心思干了，糊弄糊弄就完了。那个节目收视率极高，其实是投机取巧。我内心里其实是看不上那个节目的，一辈子做那个东西，收视率再高也没意义。”

    陈虻那个时候是副主任，小崔说：“他审我的片子，很不满意，但他体谅我，知道我生病。片子里现场观众连连爆笑，他坐在那儿一点表情都没有，我就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他不希望我这样，但又不想给我太大的压力，也不知道怎么和我说。”

    片子录完，陈虻要签播出单。

    小崔说：“每次去找他签字，他还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挺好，然后就走了。其实我很难受，我也知道这么做不好，但我当时没能力了。”

    他站在病床边，握着陈虻的手，我站在门口，从小窗口看着他俩。

    崔永元说过：“我们这拨人可能都这样，或者累死在岗位上，或者彻底不干工作，没中间道路，做不到游刃有余。”

    崔永元和白岩松是“东方时空”原来的制片人时间发掘的，刚来评论部的时候，饭桌上同事常聊：“哎你说是时间厉害还是陈虻厉害？”他俩是一个战场上的战友，也是业务上的对手。

    我第一次参加评论部的会，刚好是时间最后一次主持。他要离开了，坐在台上，一声不吭，差不多抽完一根烟，底下一百多号人，鸦雀无声。

    他开口说：“我不幸福。”

    又抽了两口，说：“陈虻也不幸福。”

    他是说他俩都在职业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性命，不能轻松地把它当成生存之道。

    说完，把烟按灭，走了。

    我开的第二个会，是陈虻主持的。他接手了“东方时空”，正赶上十一长假后，开场白是：“我不是来当官当领导的，我就是教练，不负责射门。我只是盯着你们，谁也别想躲过去。”

    他让我们观摩能找到的所有国外优秀节目：“你们要把每个片子拆分到秒，从每个零部件去学习。”

    我接下茬：“看来是这辈子最后一个假期了。”

    大家哄笑。

    他正色说：“你说对了。”

    散会后他找我谈：“成功的人不能幸福。”

    “为什么？”

    “因为他只能专注一个事，你不能分心，你必须全力以赴工作，不要谋求幸福。”

    我听着害怕：“不不，我要幸福，我不要成功。”

    “切，”他说，“一九九三年我要给‘生活空间’想一句宣传语，怎么想都不满意。回到家里，恨自己，恨到用头撞墙，咣咣作响。睡到凌晨四点，突然醒了，摸着黑拿笔划拉了这句话——‘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你不把命放进去，你能做好事情么？”

    陈虻得的是胃癌。

    小崔说过：“陈虻是一个特傻的人，特别傻，看起来很精明，实际上憨厚得不行。你要是看到他讲课时那个傻劲、他审片时那个表情，你就知道这个人不可救药。”

    陈虻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光学工程专业的，孙玉胜任命他当制片人时，他才三十出头，部里很多有资历的纪录片人，觉得他没什么电视经验，有点抱臂旁观。他上来就不客气：“别以为你拿个机器盯着人家不关机就叫纪实，这叫跟腚。你的理性到场没有？”

    这话当然让人不服气，拿出一个片子让他评价，陈虻看之前就说：“我跟你们打个赌，这个片子肯定没有特写。”

    他们不信，一看果然没有。

    他说：“为什么肯定没有？因为摄影肯定不敢推特写。为什么不敢？因为他不知道推哪张脸。不知道怎么判断这个事儿，他怎么推啊。推就是一次选择。”

    底下窃窃私语，意思是——你推一个看看？

    他举例子：“美国‘挑战者号’升空爆炸，全世界有多少台摄影机在场？但只有一位拿了奖，他拍的不是爆炸的瞬间，他转过身来，拍的是人们惊恐的表情。谁都可以作选择，区别在于你的选择是不是有价值。”

    他没拍过什么片子，说用不着以这个方式来证明自己可以当领导：“判断一个运动镜头的好坏，不是看流不流畅，要看它为什么运动。一个摇的镜头，不是摇得均不均匀，而是摇的动机是否深刻、准确。”

    他每年审的片子上千部，每次审片时，手边一包七星烟，一包苏打饼干，十分钟的片子要说一两个小时，每次身后都围一堆人。做片子的人当然都要辩解：“这个镜头没拍到是因为当时机器没电了”；“那个同期的声音质量不行所以没用”……

    他就停下：“咱们先不谈片子，先谈怎么聊天，否则这么聊，我说出大天来，你也领会不了多少。”

    胆子大点的人说：“聊天也不是光听你的吧。”

    他摇头：“你不是在想我说的这个道理，你在想：‘我有我的道理。’这是排斥。这不是咱俩的关系问题，是你在社会生活中学习一种思维方式的问题。”

    他有一点好，不管骂得多凶狠，“你认为对的，你就改。想不通，可以不改。我不是要告诉你怎么改，我是要激发你自己改的欲望。”但你要投入了，他又要把你往外拉：“不要过于热衷一样东西，这东西已经不是它本身，变成了你的热爱，而不是事件本身了。”

    你点头说对对。

    他又来了：“你要听懂了我的每一句话，你一定误解了我的意思。”

    打击得你哑口无言，他还要继续说：“你别觉得这是丢人，要在这儿工作，你得养成一个心理，说任何事情，是为了其中的道理，而不是说你。我的话，变成你思维的动力就可以了。”

    总之，没人能讨好他。但大家最怕的，是他审完片说“就这样，合成吧”，那是他觉得这片子改不出来了。只能继续求他：“再说说吧，再改改。”他叹口气，从头再说。

    审完片，姑娘们抹着眼泪从台里的一树桃花下走过去，他去早没人的食堂吃几个馒头炒个鸡蛋，这就是每天的生活。

    陈虻的姐姐坐在病房外的长椅上。她把病中的父母送回家，自己守在病房门口，不哭，也不跟别人说话。

    我以前不认识她，在她右手边坐下。过了一会儿，她靠在我肩膀上，闭上眼。她的脸和头发贴着我的，我握着她手，在人来人往的走廊上坐着。

    老范过一会儿也来了，没吭声，坐在她左手。中间有一会儿，病房医生出去了，里面空无一人，我把她交给老范，走了进去。

    陈虻闭着眼，脸色蜡黄发青，我有点不认识他了。

    最后那次见，他就躺在这儿，穿着竖条白色病服，有点瘦，说了很多话，说到有一次吐血，吐了半脸盆，一边还问医生：“我是把血吐出来还是咽下去好？”有时听见医院走廊里的哭声，他会羡慕那些已经离开人世的人，说可以不痛苦了。说这话他脸上一点喟叹没有，好像说别人的事。当时他太太坐在边上，我不敢让他谈下去，就岔开了。

    敬一丹大姐说，陈虻在治疗后期总需要吗啡止痛，后来出现了幻觉，每天晚上做噩梦，都是北海有一个巨人，抓着他的身体在空中抡。

    是他最后要求医生不要救治的，他想离开了。

    我垂手站在床边，说：“陈虻，我是柴静。”

    他突然眼睛大睁，头从枕头上弹起，但眼里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床头的监视器响起来，医生都跑进来，挥手让我出去。

    这可能是一个无意义的条件反射，也可能只是我的幻觉。

    这不再重要，我失去了他。

    这些年他总嘲笑我，打击我，偶尔他想弥补一下，请我吃顿饭，点菜的时候，问：“你喝什么？”

    我没留心，说：“随便。”

    他就眉毛眼睛拧在一起，中分的头发都抖到脸前了：“随便？！问你的时候你说随便？！你已经养成了放弃自己分析问题、判断问题、谈自己愿望的习惯了！”

    这顿饭算没法吃了。

    但好好歹歹，他总看着你，楼梯上擦肩而过，我拍他一下肩膀，他都叫住我，总结一下：“你现在成熟了，敢跟领导开玩笑了，说明你放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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